本文由羊城晚报选送

　　施蛰存先生是我在华东师大读本科期间的老师，主讲“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”课程。他被誉为一生同时开启四扇窗户——现代派小说创作的“东窗”、西方文学翻译的“西窗”、古典文学研究的“南窗”、金石碑版考据的“北窗”的学界泰斗与文学大师。当时他已75岁，与我们的年纪整整相差半个多世纪。

　　我毕业留校后，成了施先生的中文系同事。跟他熟稔了，曾问过他与鲁迅先生的事。他真诚地说：“我一直很敬重鲁迅先生，上世纪20年代末就与他时有往来。我主持出版‘科学的艺术论丛’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，鲁迅先生全力支持。丛书列出12本，鲁迅一人就承担了5本。我1932年主编《现代》月刊，1933年第6期上发表了他的散文名篇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，这在当时还是冒一点风险的。”据说，胡乔木先生曾说过：“施先生在《现代》上发表这篇文章，比在党的刊物上发表，它的作用要大得多。”

　　1932年5月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大型文学期刊《现代》创刊。当时，在国民党当局的政策压制下，一些左翼文艺刊物，如郁达夫等编辑的《大众文艺》、蒋光慈主编的《拓荒者》等，均被查禁。鉴于此情形，现代书局的两位老板洪雪帆和张静庐便考虑办一个“不冒政治风险的纯文学刊物”。于是，他们物色了施蛰存出任主编。他虽然才28岁，但已在上海办过两家出版社，编辑过两份期刊；尤其是水沫书店，办得风生水起，施先生将书店设在日租界公益坊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，只在门上挂一块很小的招牌。那时常有作家到店里来闲谈或联系稿件，胡也频和丁玲也来过，冯雪峰是水沫书店的常客。所以，《现代》杂志主编，施蛰存可谓最佳人选。

　　施先生创办《现代》，他的编辑方针是想把《现代》办成“一个综合性的，百家争鸣的万华镜”。正是本着这样海纳百川、大气融合的编辑立场，鲁迅﹑茅盾﹑郭沫若﹑冯雪峰﹑张天翼﹑沙汀﹑郁达夫﹑巴金﹑老舍﹑戴望舒﹑穆时英﹑沈从文﹑周作人、李金发等不同倾向的作家都在《现代》上发表过作品。然而，在这些作者中，施先生对于鲁迅的文章格外器重，总是想方设法尽快刊发。据初步统计：施蛰存为当时处境艰难的鲁迅在《现代》上发表文章计有:《论〈第三种人〉》《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》《关于翻译》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，鲁迅译《海纳与革命》等，还刊出过鲁迅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《一天的工作》和《竖琴》的广告，以及施先生为这两本书亲自写的简介等，其中有三篇被排在当期之首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鲁迅那篇著名的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，文尾附记的写作日期是“二月七-八日”，而发表是在1933年4月1日出版的《现代》杂志2卷6期。施先生说：“鲁迅给《现代》的文章，通常是由冯雪峰直接或间接转来的，也有托内山书店送货员送来的。但这篇文章却不是从这两个渠道来的。”

　　查1933年2月7日《鲁迅日记》写道：“下午雨。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，作文以为记念。”说明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在2月7日已经完成，为何却注明“二月七-八日”？施先生分析：“因为文章中说：‘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，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，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，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。’……可见鲁迅这样写的意义，还是为了记念柔石。”

　　1931年2月上旬，殷夫、柔石、胡也频等“左联五烈士”在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被枪杀，鲁迅曾经强抑愤怒和悲痛的心情写下了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》，发表于当年4月出版的《前哨》月刊。但在那篇文章里，鲁迅虽然悲愤难抑，控诉了“敌人的卑劣的凶暴”，但用的是笔名“L·S”，文中也没有提起“左联五烈士”的姓名。而在两年之后写的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中，虽然并没有像前文那样地厉声痛斥“敌人的卑劣的凶暴”，但他不仅明文写出了“左联五烈士”的真实姓名，写明了他们被害地点和遇难时间，还写出了他们被捕后遭到迫害的情景。这些都是以前报刊上从来未公开透露的，在鲁迅的文章中也从来没有如此直言无忌。施先生说：“如果在2月15日或迟至20日以前交到我手里，我一定有办法把它排进3月份出版的第5期里，让读者可以早一个月读到。但是事实上我收到这篇文章已在2月20日以后。”从2月9日至2月下旬这十几天里，这篇文章在哪里呢？

　　施先生忆道：“那一天早晨，我到现代书局楼上的编辑室，看见有一个写了我的名字的大信封在我的桌上。拆开一看，才知道是鲁迅的来稿。问编辑室的一个校对员，他说是门市部一个营业员送上楼的。再去问那个营业员，他说是刚才有人送来的，他不认识那个人。这件事情很是异常，所以我至今还记得。后来才听说，这篇文章曾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，编辑先生不敢用，才转给我。”

　　收到这篇文章后，施先生起初“也有点踌躇。要不要用？能不能用？自己委决不下。给书局老板张静庐看了，他也沉吟不决。考虑了两三天，才决定发表，理由是：（一）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……。（二）经仔细研究，这篇文章没有直接犯禁的语句，在租界里发表，顶不上什么大罪名。于是，我把这篇文章编在《现代》2卷6期的第一篇。”施先生还回忆道：“为了配合这篇文章，我编了一页《文艺画报》，这是《现代》每期都有的图版资料。我向鲁迅要来了一张柔石的照片，一张柔石的手迹（柔石的诗稿《秋风从西方来了》一页）。版面还不够，又配上了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画《牺牲》。……这三幅图版还不够排满一页，于是我又加上一张鲁迅的照片，题曰：‘最近之鲁迅’。”

　　这就是当年施蛰存发表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的“内幕”，他不但冒了很大风险，而且还根据文章内容尽了最大努力为此文配上了照片、墨迹与图画，起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。